祖籍与历史 - 刘永川

祖籍与历史

刘永川 2014年6月

我是在江西省井冈山市的大陇镇出生长大的, 但小时填表, 每次都在籍贯一栏上填入湖北省汉川县。而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 却基本上都是籍贯江西井冈山(宁冈)。为此, 我当时还真费了不少口舌去给小朋友们解释。

不过, 玩得比较好的几个同学, 都来过我家。他们一听到我奶奶讲的不是当地的方言, 而是南昌话, 也就知道我的祖先一定在外地了。我奶奶是在我出生之后才来到江西的井冈山的, 在那住了许多年后也还是一口南昌话。我和我的弟弟妹妹, 倒都是一口流利的当地方言。大陇镇居住的基本上都是客家人, 由此说起来, 客家话算是我的第一语言了。

小时候, 爸爸妈妈都忙于工作，还是奶奶有比较多的时间陪我们, 很多次听她说起家事,她曾告诉我和弟妹们她也不是湖北人，她其实是福建省上杭人, 在她小时就同家人一起搬到了江西的南昌市, 在那里与爷爷认识而结合成家。我爷爷则是湖北省汉川县人, 因为生意而搬到了江西南昌。我父亲是在江西南昌出生的。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逃离日本人, 爷爷奶奶一家人从南昌市逃到了吉安市。结果在逃难中把生意家当全部丢失了, 到吉安后变得一贫如洗, 又没有亲友可以投靠，就在那里过了很多年的穷日子。1949年后, 父亲为找工作而参加了当时的公安军。之后因为工作, 从吉安来到了井冈山。在我父亲参加工作后，我的爷爷奶奶又从江西吉安回到了湖北汉川。

不过，我妈妈一家全都是井冈山里的客家人。所以那时我常给同学说，我最多也只能算半个外地人。话说起来, 客家人也是从北方迁移过来的外来人口, 但已在当地住了好几代了。我妈妈的祖先也是先迁移到广东，再从广东梅县迁移到井冈山的。

虽然, 每次填表都得写上籍贯-湖北汉川, 可在小时候对湖北汉川还真是一无所知。记得大概5-6岁刚刚记事时, 跟随一个堂哥去湖北汉川住了一个夏天。可能是因为太小, 没有多少记忆, 只记得是坐火车来回，但不记得是否路过了武汉, 只记得在汉川看不到山, 那里一望平川。也看不到河, 但有许多许多的水塘, 水塘里有好吃的耦和菱角。以后, 就再也没去过, 慢慢也就更没概念了。

1977年, 我参加刚恢复的首届高考, 以全县最好的成绩被录取到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的航空发动机制造专业, 而不是我报的几个南方的大学，开始有点不高兴。后来，听说西北工业大学是重点航空学院, 去那坐火车还可以经过武汉, 有机会顺便去祖籍地看看。而且，西安就是过去的长安，想起古代的状元都是要先进长安的，也就高兴极了。记得在西安上学的第一年, 我就顺路去湖北汉川好好看了一看。当年的大学生还是很受宠的，结果回去见到了近亲和远亲的很多人，也去为爷爷扫了墓。我爷爷在我出生的第二年就在湖北去世了，从来没有见过面。小时候，看到朋友和同学与他们的爷爷一起玩时，总有一种奇怪的心情。特别是我奶奶常常对我说，要是当年爷爷和她一起来井冈山就不会那么早去世了。

那次到湖北的家乡，见到了几位堂哥和大伯，听他们讲起过爷爷的四兄弟的一些故事。那时，我才知道，爷爷还曾经是位拳师，还懂得一些医术，个子很高。爷爷的三个哥哥都没有离家，都在湖北的汉川和武汉一带生活。起先，四兄弟都住在汉川县麻河镇皇恩村的刘家院，之后离开家乡出外发展。我小时到湖北度过夏天是住爷爷的大哥在汉川县麻河镇红庙村的房子，爷爷的三哥在武汉市里，我也曾去看望。

70年代末，中国刚从文革走出来，大家对家族与家史的概念还很淡。不过，我当时也见到几位家族里的长辈，一起聊起过家族的起源和发展。他们知道我是在西安上学，就告诉我说我们的祖先也曾经是在长安(西安)居住的。一下子，我在西安居住的四年又有了新的意义，去参观历史遺址时的感受也不同了，而且也因此开始更了解从周到秦到汉的演变。

在很多年之后，我听家乡的族谱专家说，我爷爷的祖先应该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 - 楚元王刘交, 湖北汉川的我爷爷他们的刘氏家族是经由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 刘向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属于“藜阁刘氏”一系。

ShanHaiJing 想来还很有意思，我在上大学之前，唯一读到的一本远史的书籍是《东周列国志》，当时算是禁书，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几个同学借到手里，大家轮流地偷偷读。当时我很喜欢那本书又没有别的书可读，就读了很多遍。在西安时，为了学古文，我就把《东周列国志》的主要依据《战国策》借来读了许多遍，也非常喜欢，特别记得里面的成语，如画蛇添足等。《战国策》正是先人刘向所编辑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还有我很有兴趣阅读的奇书《山海经》也是刘向编辑的。

从西北工业大学到北京大学到斯坦福大学当学生时期，我多次参与讨论与研究过的一个课题，就是关于中国古代曾经有许多重要的科技发明，但现代科学技术却没有能够在中国发展起来，而且在现代，中国的科技还非常落后了。许多研究发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不够尊重智慧产权。比如，在著书时，引用他人时标明出处的比较少，而且也没有规范可循，这与刘向所创立的中国目录学没有得到后人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或许有很大关系。

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而中国文明的成型基本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定型则是在汉朝完成。为此，阅读理解《战国策》一书对于理解中国文明就非常重要了。好像《战国策》还没有很好的英文翻译本，或许我应该花点时间把它翻译成英文，介绍给世界各地的学者。而且，当今的世界，经济已经在全球化的资本整合下成为不可分离的整体。但在政治与军事上，却好像处于战国时代。因此，前人的智慧可能还是很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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