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中华文明也是羊图腾开始，曾在汉唐创立地球上最强的文明，之后衰败、尤其在宋朝羊性少了、离神远了，被迫经历元朝“狼图腾”、明朝伊斯兰教、清朝多神教、和现代中共马列教的冲击，靠神的恩典，今日再回到心灵改造的新时代！

 

2004年我写了几篇见证文章。从此，我的熟人朋友都知道我是基督徒了。不少人问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有何不同。我觉得，不管信哪一种宗教，当你与上帝的关系调整了，你与他人和团体的关系也自然会有很大的改变，看待他人与团体的角度也会有所不同。

对于我这样背景的人来说，我们不仅关注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也关心民族与上帝的关系。电视片<<神州>>把历史简化为“一个民族亲近上帝就强盛，远离上帝就动乱”，许多人不同意，但也给许多人启发，使许多人开始从民族与上帝的关系来看历史和未来。作为基督徒，我深信神爱世人，当然也爱中国人。在神为人类安排的计划中，一定也为中华民族做了最好的安排。人可以放弃上帝，但上帝一定不会放弃中华民族。而且，“爱永不失败”(林前 13：8)。

在春秋战国前，古书里记载的中国人敬上帝、权力禅让、生活有序，造字时把羊放在我上称为义。周朝末年，中国人开始远离上帝，羊性逐渐消失，互相开始了激烈的竞争、残杀。这时，先知老子和孔子给中国人送来了道教和儒学以恢复秩序，开始了用儒家的“礼”所规范的中国文明。其尊崇圣贤、信奉祖先的原则，同时有皇帝的年度祭天，令皇帝为上天的代表 - 天子，重新将人与神联结起来，促进了当时的稳定，也很适应当时的发展，使得中国的汉、唐成为了当时地球上最高级的文明，其扩张和创造的能力为各民族中最强。难怪我们称自己为汉人，海外华侨都愿意称自己为唐人。

可惜中国文明所界定的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中间隔著了皇帝和圣贤，儒学要人人做孝顺的儿女、善良的臣民，要懂名分大义，行君子之道。这种准宗教有点像犹太教，把先知的地位摆得太高，光通过戒律和规矩来规范人的行为，教徒们有规矩却无上帝。在此框架下，皇帝都成了高级教士，他们常常是无神论者，而且在社会上取代了神的位置。

在唐朝时期，全新的伊斯兰教在中东突然兴起。伊斯兰教虽然也在人与上帝之间加入了真主，但真主是全心向上帝的；因为政教合一，不信上帝的不可以成为统治者。在以后的8世纪到17世纪，伊斯兰教发展迅速，不仅挡住了中国文明的扩张，还取代了中国的世界主导地位，其发达也远远超过当时的基督教地区。751年，唐朝军队与阿拉伯联军在哈萨克斯坦的帕罗斯(TARAZ)交战，唐朝军队全军覆灭，以败局结束了中国军队向外扩张的最后一场大战。唐军一万多人做了俘虏，被送到阿拉伯国家当苦力，也把中国的几大发明传了出去，中国却从此孤立、衰败下去了。

宋朝时期，中国的土地比唐朝少了几乎一半，但因继承了汉唐的成就，其发达程度还是世界之最。这时，儒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却变得更加唯物、更加远离上帝了。从此，中国就像一个没有爱的、没有神保守的羊圈，内部建设得很精致，却毫无扩张的能力、毫无创造的能力，只有等著喂狼。从宋朝之后，汉人也就开始了一个又一个被异族异教统治的时期。

元朝时期是蒙古人统治中国，蒙古人的统治精英多信仰萨满教，崇拜自然、崇拜动物、也崇拜祖先。此时，蒙古人军事精英的“狼图腾”进一步摧毁了中国人的羊性，并且一直影响到现代。就在前几年，一本“狼图腾”的书曾在中国流行，不久流行的电视剧“沙场练兵”也是以“狼图腾”为主线来反映现代中国军队的改造。

明朝可以说是"伊斯兰教"主导著中国的统治精英。许多学者认为明太祖朱元璋是回民，也许不确定。但明太祖朱元璋撰写的《至圣百字赞》，赞美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之极，已同穆斯林教徒毫无区别，他写：“乾坤初始，天籍注名。传教大圣，降生西域。受授天经，三十部册，普化众生。亿兆君师，万圣领袖。协助天运，保庇国民。五时祈佑，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穷民。拯救患难，洞彻幽冥。超拔灵魂，脱离罪业。仁覆天下，道贯古今。降邪归一，教名清真。穆罕默德，至贵圣人”。明武宗朱厚照则是公开信奉伊斯兰教。

波斯旅行家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哈塔伊于1500游历中国，于1516年用波斯语写成《中国纪行》一书，介绍当时中国社会说：“宫廷内有皇帝专用的清真寺，有宣礼员，主麻日（星期五）皇帝到城外的清真寺做聚礼”，看到穆斯林文臣武将对明朝开国的贡献、皇帝对他们的重用等，又说：“从皇帝的某些行为看，他已信奉伊斯兰教了，然而由于害怕丧失权力，他不能对此公开宣布。这是因为他的国家风俗和法规所规定的。”著名的郑和下西洋，传播伊斯兰教是目的之一。

清朝的满族统治者都是多神论者，他们认为万物有灵，这对汉人影响很大，使许多清朝时期的西方中国研究者都认为中国人是多神论者。在满清建立前不久，基督教世界发生了宗教改革，“唯独圣经”和“唯独恩典”的原则拉近了基督教徒与上帝的关系。结果，基督教文明取代了伊斯兰教文明的世界主导地位，并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将满清统治下的中华大地变成了半殖民地。

信奉基督教的孙中山领导中国人推翻了满清的封建专制统治，但经过了多年战争后，中国又在信奉马列主义、而由苏共分部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无神论的中共把毛泽东树成了上帝，并运用文革把儒教给几乎清除了。经过毛泽东的文革，邓小平的64屠杀，江泽民的打击真善忍，中国的领导精英的心中既无上帝也无戒例，特别加上邓小平“不争论”和江泽民“3个代表”的影响，使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达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渴望上帝的时刻。好在神对人永不放弃，圣经并说，“健康的人用不着看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圣人，乃是召罪人”。(可 2：17)

与此上述发展并行的正面影响是普通百姓的觉醒，中国的统治精英再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大众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了，政治和灵命生活在中国彻底分家了，中国终于走到了一个比较容易修正与上帝关系的时候了。类同于西方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许多名人、学者都认识到，中国将进行的是一场新的21世纪的心灵改造和文艺复兴。当人权、民主、自由、法制被接受为普世价值，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不可分离的当今，基督教自然会更为中国人所接受，甚至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参考。

今天，许多中国人已开始认识到光有钱的贫穷更可怕，崇拜财富和权势等受造之物会是如何痛苦。许多中国人已开始追求做人的完整，而这种完整只能是通过恢复与神的关系来实现。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只能是一种自我降服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对上帝的爱中表达出来，对同胞的爱心服伺和对受造之物的管理上表现出来。

我们预料，中国将成为一个基督大国，通过人人与圣灵的直接联结，与神更接近，将使中国人更多发挥创造力，并改造中国文化，使中国人的地位恢复而超过汉人、唐人，使我们重新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罗马书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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