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我介绍了我对罪性的认识，是我信入基督的起点。
这章介绍我对社会参与的认识过程，从中我理解到信仰高于一切。社会的改造是复杂的过程，涉及面广，感谢神的恩典，让我有幸涉及政策、政治、民间等各方面，综合起来看，领会或许高一些。
像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我对国家兴亡也有独特的兴趣和责任感。但真正地开始参与则还是在1983年考入北大社会学研究生以后。从1983到1986年这三年，可能受中国传统的影响，加上我专攻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我还是比较迷信从上而下的改革。开始，我只希望在决策科学化上出点力，全力研究如何使社会学的研究和政府的决策更科学化。不久，我得到机会为中国的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做了一些调查与研究，并向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的负责领导直接建言，当时真是欣喜。但很快，我就不喜欢与官僚体系打交道，对于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及说一套做一套的政府体系也有点失望，很快就结束了这极短暂的建言活动。这也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而又重新回到学院去研究方法了。其实，从我的性情来说，我还是比较适合从事方法的研究，并以此来服务社会。不过，一些特殊的机会又常常让我离开本行，在社会实践中学习。
1986年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读社会学博士，我的重点方向还是方法研究，在选择应用时开始选择创业研究、89年后改为民主研究，因此开始有机会比较系统地学习西方民主理论。这期间有一段时间对民主比较迷信，而且对运动式的推动也极感兴趣。恰巧我回中国收集论文资料时碰上了1989年中国的民主运动，之后我返回美国即被推选而担任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的首届主席，让我有机会认真参与了两年的海外学生运动。之后，这段参与让我有许多的思考，结合我的研究而获得的一些主要看法都写进了我的书"第3次民主浪潮的模式和效应"。或许也受到我的一些论文指导教授如
Seymour
Martin Lipset 等的影响，基本上，我认为渐进式的经济先行的民主化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同时，我也开始对运动式的活动感到失望，对政治活动几乎完全失去兴趣，1991年之后，我回到方法研究，也开始关注公民社会和NGO的作用，为此也写了一些建立公民社会的相关文章。
从学者的角度看，推动民主化和推倒一个专制者完全相关，但也完全不同，推倒一个专制者后可能兴起一个新的专制者。而推动民主化包含更广的内容。可能与我研究方法的个人兴趣相关，我认为推动民主化和民主制度建设的许多工作应由非政治的NGO团体去做的，非利益驱使的参与才是我较有兴趣的。政治人物们更关心的往往是以一个政府代替另一个政府，更关心权力的分配，这也是民主过程的一部分，但与民主制度的建立有本质不同。我对以一批好人(清官)去取代一批坏人(贪官)的权力更替兴趣不大，而希望能为建立一个对清官也全力监督的系统和文化。因此，我对中国民主的发展也一直关注，希望将来在民主文化建设上出些力，希望看到中国人不再年复一年地被贪官害、被清官骗。
1993年后，我开始比较深入了解公民社会、NGO的作用以及全球化的影响，也开始关注社会革新、创新、创业的作用。因而，我参与了一些
NGO 的工作，在创业辅导、
国际合作、教育培训等各个方面都有一些参与。同时，对于全球化，我开始体会到跨国网络的组织功用会越来越强，结合我熟悉的社会网络理论，作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我认为未来人们属于哪一个网络的成员或许将比哪国的公民更为重要，这一观点后来被不少学者引用。
2000年后，社会革新和企业创新创业的作用成为我探讨的主要重心。我特别为社会革新和企业创新创业的过程所吸引，为社会革新者和企业创业者所吸引。几个小人物，凭着信心和理想，从不确定开始，在资源缺少时开始，不管成功或失败，都能对社会对周围产生巨大影响！我非常愿意多了解他们，参与他们，辅助他们。因而，我近几年在这方面努力，成为了一位创业创新的专家。
同时我认为，全球化已经使得中国的民主化已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世界上已不再有单国的问题了，而中国知识分子也应该参与他国即全球的事务。当人们越来越多以跨国网络的形式组织起来时，针对解决社会问题的需求，
创新创业的机会就会很多。以公司和跨国网络的形式组织起来，通过创新创业，一个一个地解决社会问题，我认为是正确的方向之一。我这时的想法，在方法上，用波普的语言，大概已从“乌托帮式社会工程”转向到“务实社会工程”。这几年，我也得到了一些机会在中国之外，为日本、法国、瑞典、菲律宾、斯里兰卡、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等国贡献了一些创业创新辅导的工作。
创业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参与者常常可从中得到深刻的人生体验。在与创业者的交往交谈，我也常常有机会讨论和思考人生和上帝，开始更深认识宗教理想的意义。通过对自己经历的思考，也慢慢认识到人的罪性，以及创新、民主、知识的局限。成为一个基督徒后，我走入了
“以神为中心，通过创新创业，
通过特别的方法，一件一件地做事，一点一点地传福音”
的人生。
July
2006, June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