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以弗所书 1:17)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关于人的研究方法)若光从人的角度去思考，似乎没有头。我多年的研究探讨也有一些成果，但似乎最大的成果还是把我引入神的家。

我在大学是学工的，学工的人都比较重实践多于理论。因此，我一开始就对学院理论研究不是特别有兴趣，总是从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来探讨社会研究的方法，并希望运用社会研究推动社会进步。从科技工程而进入社会学的许多人都喜欢 “社会工程” 和 “社会技术”的流派，我也类同。我们喜欢把研究的对象 (社会) 看成一个系统，在此基础上研讨某种控制、某种政策等等如何能改变社会系统，以促进社会进步。不过，即使在实践中，特别当理论不能解析实际时，就离不开理论的钻研，从方法到方法论，再进一步就是对神与人关系的研讨了。

1983年，我进入北京大学读社会学研究生，开始一年比较侧重理论学习而偏向“数理社会学”的探讨，即试图像对待自然现象研究那样，用数学来建立社会学的理论。但很快，我就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问题所吸引，开始为有关的问题如物价改革作社会调查和实证研究，提供一些决策参考。当时我对问卷调查和统计数据非常迷信，而在当时的中国，用问卷调查和统计数据来研究社会也还是新事务，当时的中国社会普遍对实证研究和数据还不够重视。因而，当时我们较多的工作是介绍和应用，促进了实证研究进入中国，但当时我们的定量研究并未产生特别好的政策效果，我将此归于自己方法学得太少。

因此在1986年，我进入斯坦福大学读博士进一步学习社会研究实证方法，但我的重点偏向了深入地探讨数据分析的方法，为此我去斯坦福大学统计系修了许多课并拿了一个统计硕士。当准备去拿统计博士时，很快我又为中国民主化的现实问题所吸引了，特别是1989年64事件之后的数年，我定量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关于何种因素最能促进中国民主，为此，写了 "第3次民主浪潮的模式和效应"一书。对于 NGO 的作用及公民社会的建立，也花过许多功夫做分析研究。但当时的研究成效还是有限。老实说，我的研究与我的社会参与有些脱节。当时，我认为是因为我在数据收集上，局限于定量、且局限于社会学单学科而造成的。

因此，90年代开始，我转向跨学科及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1993年我拿到斯坦福大学博士之后，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做医疗社会学分析。后来，因为住在硅谷，了解许多科技创业者，因而对创业创新系统感兴趣，就离开了学院而进入商业咨询业了，研究分析怎样的创业创新系统(中心)最能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这研究使我成了这方面的专家，过去几年为日本、菲列宾、斯里南卡、孟加拉、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都做过相关的咨询。

离开学院的另一个原因是对社会科学方法学界的不满意和不同意。在那几年，我做过一些方法论的研究，还积累了一些心得。当以此与社科界的同行交流，发现交流很难，反而与统计及计算机领域的学者有许多共同语言。我发现，当前社会科学方法学界的大部分工作还只是将统计及计算机领域的部分方法消化而加于“硬套硬搬”式地应用，有点像东施效频，不得要领。统计及计算机的部分方法一般先被应用到商业经济，再到社会学，最后到政治学研究。像政治学一流刊物上的一些一流方法文章不过就是介绍统计学的一些旧方法。我也去过几个大学教社会科学博士生的方法课，并为大学教授做方法咨询，发现社会科学的教授和博士生们的研究也大多像是在试用统计，真正的好的应用极少极少。同时，社会科学里的教授和博士生们的数学计算机知识基础都较差。目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大都是统计及计算机领域的学者在做。在美国，有类似看法的学者不少，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就有好几位拿了终身教授后还离开了大学，因为能像 SPSS 创办人 Norman Nie 那样可以同时兼顾实践和学术的毕竟是少。因此，在方法研究上，我与统计及计算机领域的学者合作更多。比如，在2005年，我就被邀请到 IBM 研究院与一些电脑专家合作了4个多月，为应用统计信息推断因果关系建立了一些新方法。

了解社会科学方法的上述现状，自然可以了解所谓纯用科学来指导社会发展，在现阶段还只能是空想。即使在科技发达的美国，国家领导都只能为无法做准确的测评、无法做精确的预测而遗憾。

就个人的工作而言，到2000年之后，我基本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用于从事我的咨询和测评业务。为一些美国 的大公司做过咨询，后来也为联合国、美国外援和一些教育组织等做评估分析。基本上，我把研究对象当一个系统来看，综合应用各种理论得出假设及分析框架，在数据上使用问卷数据也使用其它各种数据，分析上也是不局限于统计分析，而是结合使用其它的 IT 工具。在业务上，当然追求评估和预测精确，结果导致业务偏向金融和市场。对于大的复杂社会系统的分析，科技的力量还是非常有限。

我与统计及计算机领域的学者合作的益处是可以快速将新方法用软件来实现，从事咨询则不断有新的挑战，同时使我有机会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可行的工作过程，并有机会去研究“方法、过程和制度的关系”。2004年开始，运用我多年的研究和实践所得，我们已在开发自己的 RM 方法系统了，希望多年来的研究所得能用软件和工作程序体现而为更多人使用。这一过程帮助我直接将理论放在实际中去检验，确实加深个人对世界的理解，而不再如一些“学者”只是仅仅满足于逻辑上的完美和自圆其说。

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使我更认识到人的局限，使我的收益远远超出学术。 

 

July 2006, June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