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洛杉矶研究宗教信仰和精神资本 2000-2009

刘永川

离开了硅谷，我2000年就搬到洛杉矶来居住了。在新环境里，开始我还延续了几个与亚洲合作的知识管理与组织管理培训业务，并去了香港和新加坡出差。也继续服务 TEN 孵化中心。但很快我还是顺利地将重心转移到了科研与教学，2001年夏天我应邀去瑞典和亚特兰大参加了学术会议，并发表研究报告，在瑞典开会时我还遇见了后来获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及他的团队，并有些联系合作。2001年秋季，我到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UC RIVERSIDE 教授社会学研究方法与 SPSS，但只教了一个学期，因为距离太远而没有能够继续。

2002年春天开始，我在洛杉矶市区的南加州大学 USC 兼职教授管理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博士生的高级定量研究方法，一直教到2004年。同时从2003年开始，我在不算太远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UC IRVINE 兼职教授管理学和经济学博士生的结构方程与潜变量方法，一直持续到 2011年。当时，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 UC SAN DIEGO 的管理学院也邀请了我，但距离太远，就只在那里的一个研究中心挂名为顾问，有过一些咨询与研究方面的项目合作。我的 4E 方法就是这段时间在南加州大学USC和加州大学UC的教学过程中而定型的，但其与 S/S-PLUS/R 软件系统的工作也是紧密相连的，并在一定程度受到统计学习思维的影响。

在教学的同时，咨询也慢慢开始了，可能是受我自己国际背景的影响，我咨询较多的还是一些国际项目，为此，我去了中亚、南亚、和非洲等地提供咨询、培训等服务。而且，那几年都是为联合国UN和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的项目服务为主。也许部分是受911的影响，另外也是因为90年代在斯坦福讨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杭庭顿的文明冲突论时，我就比较赞同杭庭顿的文明冲突论对世界发展的解析和预测，而且，当时我理解的文明主要包含精神信仰以及解析和预测的方法。为此，我开始比较多关注我去咨询的所在国的宗教信仰与精神资本，也试图运用各种资本帮助脱贫，并且不断建议发达大国的援助可以侧重于技术方法发展和消灭贫困，援助的物质资本和智慧资本要力求结合当地的社会资本与精神资本而获取最佳效益。

2003年，我为联合国在斯里兰卡做项目评估 (IMPACT ASSESSMENT) 方法的培训，学生都是各部委的官员，我也在那里呆了一个月。那时游击队与政府军还仅仅是在短暂停火中，大街上处处可见碉堡防御工事，旅馆出来到街上散步时还真有点紧张。斯里兰卡是个佛教国家，为此，我还曾特地去拜访了 Kandy 康提市的珍藏有舍利子的世界知名寺庙(佛牙寺)。斯里兰卡的大部分居民都是佛教徒，或许因此，那边的少数伊斯兰教徒就很受歧视，又被战火冲击得无家可归，只好向联合国求救而得到照顾。受联合国相关机构委托，我去了这些伊斯兰教徒的住处看望，结果是在一个知名的佛教国家里，开始了对伊斯兰教徒的了解，以及各宗教的比较。

从2005年底开始到2008年初，我为美国国家发展署提供咨询服务而到了哈萨克斯坦协助建立创新创业中心，试图引入硅谷创新创业成功之生态环境体系，并帮助哈萨克斯坦完成了一个关于创新创业的全国抽样调查，再协助了他们相关的数据分析技术培训。同时，也去了邻居的吉尔吉斯坦开展类似的业务。这样，中亚的机场成了我在美国之外使用最多的机场。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都是伊斯兰教徒为主体的国家，在开展业务的同时，我有很多机会与那边的教授、官员、学生、以及商人聊天，交流对于信仰、国际关系、人生等等的看法，深入了解人情与社会，也在一些当地的院校做了关于4资本(物质资本、智慧资本、社会资本、精神资本)与创新创业项目成功关系的演讲报告。

在这段特别的咨询服务期间，2007年我还去非洲的肯尼亚呆了一个月，收集数据来评测外援的社会影响。肯尼亚也有一个很大的伊斯兰人群，而且911恐怖袭击之前最大的恐怖袭击就发生在肯尼亚。那是在1998年，美国使馆遭恐怖袭击而被完全炸毁，造成了400多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因此，了解911，了解文明冲突，肯尼亚是应该去的。在肯尼亚的多方交流、实地体验让我有机会深入了解精神信仰的力量。我这一个月工作的办公室就在美国使馆内，因此也就听到了许多Obama 奥巴马在前一年（2006年）八月以参议员身份访问肯尼亚(他父亲的家乡)和在那里会见他亲属们的许多故事。之后，奥巴马参选总统获胜而当了8年美国总统，为此我还以他的成长经历写了一篇精神资本的相关文章。

这段时间我教学研究的重心是结构方程与潜变量方法，2003年开始在加州大学教授博士生，2004年还去法国巴黎教了一个暑期班，2005年到纽约花了将近半年为IBM建了一个在SPSS之上的结构方程为基础的因果模型系统，实现并改进了2012年获图灵奖的Judea Pearl教授的通过结构方程从调查数据而获得因果关系的方法。但我这几年应用的兴趣在于精神信仰上，因此我便使用了潜变量模型来研究信仰和精神资本，不巧又成了以潜变量来测量信仰和精神资本的先驱。为此，虽然我发表很少，仅做了几次研究报告，但还是不断被人提起。

记得在2008-2009，我与耶鲁大学神学院的一个精神资本研究计划和爱尔兰的一所大学里的研究中心还有些科研合作，我从创新创业成功之生态环境中提升出4CAPITAL 要素而发展出的的4CAPITAL四资本理论也因此科研合作而发扬光大。从此，4CAPITAL四资本理论虽还在发展之中、但也常常被人讨论。这或许是因为我这几年对伊斯兰教、佛教、东正教、基督教等的深入实地的考察研讨，确实难得而也就确实得出了一些特别的启示，可以慧人。这个4Capital 四资本理论也为我下一步的关于中国信仰与方法、关于我自己的信仰的探讨与实践打下了特别基础，同时与后来提出的 ECOSYSTEM APPROACH 也在理念上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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