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实践 创新创业和社区发展 1993-1999

1993年春天，我已经基本完成了斯坦福的所有博士和博士后学业课程以及论文要求，算是正式毕业了。但毕业后，我还住在斯坦福附近，因而也还在斯坦福延续了一些研究项目，并继续以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结合的模式而展开，只是研究和项目工作的重心慢慢从斯坦福大学离开了，合作者也慢慢是以校外的硅谷职业人士为主了。因此，个人活动中心也转移到了硅谷的中心城市圣荷西。

以前在北大做研究时，我基本使用了 SPSS 作为数据储存、数据分析和建造模型的软件工具。在斯坦福社会学系期间，我也是使用 SPSS。但在斯坦福统计系学习时期，我使用了作为开源软件 R 之姐妹版的 S 软件系统，而且非常喜欢。为此，离开了学院工作来做应用项目时，我更愿意使用和扩展 S、因而就与西雅图的 INSIGHTFUL 公司有了一些合作，因为该公司当时在推广一个S的商业版软件，称为 S-PLUS。为此，我在硅谷生活期间，还延续了有关 S 和 S-PLUS 的一些工作，做了一些后来被归入 4E 框架的分析流程管理的开发工作，为后来 R 软件系统的一系列工作打下了一些基础。

同时，为社会学之预测困难及解析之浅显表面而困扰，我也参与了一些关于社会科学方法缺陷产生之原因的分析讨论，侧重于抽样误差、模型完备、参数估值偏差、研究主体干预等方面，为此还写了阅读 Making It Count 和关于 Reflexivity 的书评文章。但当时只是认识了问题、而没有任何有效可行的解决方案，而且我和其他社会科学学者的看法似乎也差异很大就没有能够继续下去，结果我就更多参与一些实际应用项目的工作了。[注]*

离开斯坦福之后，1993开始的几年里，我心里还是时时在考虑回中国发展的，所以当时在硅谷做的许多实际应用项目都是与中国的机构组织有所合作的。记得在93、94年间，我还与北大社会系袁方老师及其他老师联系过、并具体讨论过回国工作的事情。北大当时有个海外基金会刚开始工作不久，在硅谷与我也常有些合作。同时我也努力与中国的有关机构联系而试图解决护照与签证问题，大概还在斯坦福亚太研究中心做健康系统比较研究项目期间，我就接待过中国的国家科委的好几个代表团，并一起规划过几个科研和培训的中美合作计划，后来创办的 CATE DEVELOPMENT 即是因此而起，名字CATE DEVELOPMENT 也是一起讨论出来的，取中 China 美 American 科技 Technology 企业 Enterprice 协作而一起发展DEVELOPMENT的意思。此外，我还接待过国务院扶贫办公室的几位负责人、并有很多的交流，可能因为科技发展和消灭贫困一直是我最关注的。

这几年可能因为与中国的朋友联系比较多些，许多项目常常纯为帮忙而起步，工作做得有点杂，像在不同领域之间游荡了一会，但也为从不同角度来观察与研究完整的生态系统和各种社区提供了机会。不过，这几年参与的主要的项目则还都是先围绕着跨国商业、而后侧重于科技创新创业上，再逐步偏向研究与知识创造管理相关的业务，还是因我兴趣而在不断调整中。回想起来好像还真是做了不少的事情，其中许多也还是围绕斯坦福大学资源而起的会议、培训及创新创业等等。商业上，我先是为一家日本风险投资公司NEA做咨询而开始进入的，在1994年建立 CATE DEVELOPMENT 科特公司 之后，就完全在CATE公司架构之下从事了一些咨询和培训的相关业务，再由此而介入了其它好几个与中国企业合作的科技创新创业的商业项目。业务增多的同时，我也从回中国发展的定位慢慢地转到定居美国而向全球发展了。

为了配合转型，以我们 CATE 和其他硅谷的合作伙伴们的资源结合，我们于1996年创建了 泛太平洋商业评论杂志 PACIFIC RIM BUSINESS REVIEW 。通过杂志，我们很切实地把业务扩大到泛亚合作、并在当时举办了好几个颇具影响的会议，一个是斯坦福亚裔创业大会，在斯坦福校园召开，几位亚裔创业先躯成功者如 DAVID LAM 参与演讲；一个是旧金山国际贸易展览，有菲律宾总统 Ramos 拉莫斯做主题演讲；以及1997年硅谷亚裔网络科技创业会议，参与演讲的包揽了当时最著名的亚裔创业成功者如 YAHOO 雅虎、SINA 新浪的创始人等；再有就是协助美国兵兵球协会举办了中美建交25周年会议等等。

通过以上的各种会议，我认识了许多亚洲和美国的朋友，并有机会参与到硅谷当地的一些组织之中，比如到 硅谷亚裔美国人商业协会 去做理事，由此熟悉了美国的社区与组织。我那时与硅谷的中心城市-圣荷西 SAN JOSE 市的市府、以及斯坦福大学旁的山景城市 MOUNTAIN VIEW 的市府很熟悉，还做过 SAN JOSE 圣荷西市府的发展顾问及姐妹市委员会的委员，并得到圣荷西市府的介绍让我有机会1999年去访问圣荷西市府在日本的姐妹市--冈山市，与冈山市长和众多商业领袖包括倍乐生控股公司（Benesse Holdings）创建人等交流、也与日本冈山的企业交流有关知识管理系统业务并有短暂合作，再扩展到了香港和新加坡等地。

在硅谷生活的这些年里，我还去了几个天主教、基督教会的聚会，但没有持续下来，也认识了几位道教和练气功的朋友，探讨人生。同时，我被朋友邀请去兼职圣荷西的、NASA资助的、孵化了 eBAY 的创业孵化中心 TEN (The Enterprise Network) 的董事， 并认真参与了几个知识管理系统和培训系统的新创公司的工作，虽不巧碰上了因特网泡沫，商业上不太成功、但也有了一些非常特别的经历。当时与 TEN 的总裁 MUSGRAVE 很谈得来，交流协作很多，还一起整理发展了一个创业孵化的支持环境与过程的体系，确定支持环境的完备、发展过程的优化为企业孵化成功的关键，特别强调创业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重要性，以及金融投资、智慧产权、社会网络和精神支持等四方面投入的同等重要性。这个创业生态环境的探讨，结合之前对于通过会议、杂志、协会等所产生的社区影响的体验，也算是 四资本 4CAPITAL 的初步思考，由此确立了整体思维和全观研究的一些原则，也为后来在斯坦福的创业加速器 StartX 的工作打下基础。

这段时间我也学习了许多特别的培训技术与方法，以企业孵化结合培训的方法在硅谷与加州大学(UCSC)、加州州立大学(San Jose & SLO)等机构及相关专家合作而做了一些组织管理、知识管理和数据分析的培训，同时也接待和培训了好一些中国的IT企业，包括一些特别人才比如创立微信的张晓龙等。这段特别的经历确实让我对国际商业和创新创业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对于商业资本运作、企业组织成长也有了一些切身体会与深入的学习，从而对于如何应用技术创新来推动社会进步、并产生好的社会效应有了许多心得而收获良多。

但是到了 1999年底，经过仔细的认真考虑，我还是下了决心做一个调整、决定去专注于我最喜欢的人文社会数据分析、定量研究方法和宗教文明的探讨，为此就彻底转移了工作重心，并试图结合SPSS/S+与知识管理系统而从流程管理开始研究创新了。因此，为了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而帮助转向，我就离开了硅谷而搬到洛杉矶来居住了。

[注]* 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挪威作家约恩·福瑟（Jon Fosse）一生钻研和表述社会关系，是从学习社会学开始的。他说，我从学习社会学的这段经历中几乎什么也没有学到。我发觉用“实证主义”的方式去看待人类会使我们沦为某种类似于“事物”的对象，能够通过自然科学得出的方式加以分析和理解的对象。但人类并不等同于一个对象，人类首先是一个灵魂，一个内在的心灵。无论是“意义”或是“无意义”，都归属于这个灵魂。

我90年代对于社会学也有类似的看法，所以参与了对社会科学方法缺陷产生之原因的探索，后来断断续续地延续着，把我带入精神资本即灵性资本为主导的“四资本理论”、和超高速计算与巨大量数据为基础的用人工智能表述社会的探索。当时也正是这种“社会学可能没有什么用”的想法即看到社会学单学科的局限而把我带出社会学来跨学科地、实践与研究相结合地研究社会，从而建造“物质、智能、社会、精神”四维度模型。

参考 - https://www.sohu.com/a/726515406_121124291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挪威作家约恩·福瑟（Jon Fosse）谈社会学.